在《理想国》卷十中，柏拉图以床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。他认为，有三种床：第一种是“床之所以为床”的床的“理念”，第二种是木匠按照床的理念造出来的个别的床，第三种是画家根据木匠造的个别的床画出来的床。在这三种床中，理念的床是最为真实的，它不生不灭、永恒不变，是其他两种床的依据。木匠造出来的个别的床，因为要受到时间、空间、材料等的限制，因而没有普遍性和永恒性，只是对于理念的床的模拟。画家画的床又是摹仿木匠的床画成的，它摹仿的只是外形或影像，没有固定的形式，更不能表现床的本质。这样，他把画家叫做“摹仿者”或“影像制造者”。柏拉图认为，诗人和画家一样，也是这样的模仿者。从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柏拉图让我们明确地认识到：现实世界只不过是“理念”的摹仿，是“理念”的影子而已。而既然现实都只是理念的模仿，所以，那些被世人尊为艺术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，就其对现实模仿的程度和事实来看，所谓艺术与理念之间的关系，只能是“影子的影子”，只能是“摹仿的摹仿”罢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那些我们今天看来最可称为艺术的东西，柏拉图认为那还比不上一个匠人造一张床更有意义，因为一张作为现实个别的床与作为理念存在的普遍的床只隔着一层，而诗人和戏剧家，他们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床，却与理念隔着三层。因此，在《斐德若》篇中，当柏拉图将人分为九等时，“诗人和其他摹仿的艺术家”位列第六等，地位在医卜星相之下。而列在第一等的，是“爱智慧者，爱美者，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。”因为他们所凝神于其中的、令他们无限欣喜、豁然贯通的，是对理念的观照，而不是对艺术品的观照。在这理式当中，不存在艺术实践活动，“第一等人”所掌握的并非现实世界，也非艺术形象，而是理念本身。

柏拉图的摹仿说虽然是唯心主义的，但它在西方文论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首先，柏拉图的摹仿说，从本体论上来看是唯心主义的，但从认识论上来看却是反映论的。它承认画家画的床是对木匠所造的床的反映，正如镜子映出事物的形象一样。虽然柏拉图如此说是为了贬低艺术，但客观上它揭示了文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事实。

其次，柏拉图摹仿说在对文艺的真实性的否认中，隐约见出了对文艺的共性方面的要求。柏拉图否定艺术的理由之一是说艺术家的摹仿，表面上似乎能制造一切事物，但实际上它只取这个事物的一部分，而且这一部分还只是一种个别的影像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，他不但要求艺术表现事物的外形，而且还要表现事物的本质和共性。这是对艺术本质认识的一大进步。柏拉图实际上承认艺术摹仿是“虚构”，并有传达情感的特点，这既是对摹仿这一概念内涵的拓展，也是对艺术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，体现出柏拉图摹仿说的重要的理论价值。